迪拜房产公司跟员工分成(揭中澳联手追贪内幕:中国军方背景人员用私人飞机往澳洲藏现金)

图: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以上三图中所示楼盘均有疑似中国外逃贪官或其家属所购房产。

11月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随后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将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

同一天,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发布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ACT-NET)具体运作方式等内容,标志着执法合作网络正式运行。据了解,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由APEC各经济体反腐败和执法机构人员组成,隶属于APEC反腐败工作组,组织结构包括主席、联络人和秘书处。

作为《北京反腐败宣言》签署国之一的澳大利亚,此前已于10月同中国联手展开针对在澳大陆外逃贪官和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追逃追赃行动。

10月20日,澳洲主流媒体——新闻集团旗下的《澳大利亚人报》和法尔法科斯(fairfax)旗下的《悉尼先锋晨报》都以头版头条的形式,高调报道中澳两国正在联手追缴在澳逃亡的大陆贪官的不义之财。随后,澳洲国家广播公司也进行了跟踪报道。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亚洲部主管布鲁斯·希尔对媒体宣称,澳中两国将在近期联合行动,追缉第一批贪官及其资产。而在这份获得两国警方确认的优先追缉名单中,包括已经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和已经成为永久居民的人士。

与此同时,澳洲联邦警察局发出正式公告称,澳洲联邦警察正在与中国有关方面合作,并将代表中国相关机构在澳采取追踪和罚没非法资产的行动。澳洲联邦警察和中国公安部将通过高层会晤进行洗钱、汇款和经济犯罪方面的合作。

随后,澳洲各大媒体包括国家电视台ABC、各大纸媒都以大篇幅报道了澳中两国的合作,并指出澳大利亚已成为美国和加拿大之外,最受中国贪官欢迎的外逃地。有媒体评论指出,澳大利亚不应该成为中国贪官外逃的天堂,也有不少读者对澳洲政府的重大投资者签证的政策提出批评,担心它们成为罪犯洗钱的工具。

追缴名单或由大陆公安部提供

贪官们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拿着钱(从中国)跑路的。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是经过非常精密的计划的。希尔说,普遍的情况是先让子女和配偶到澳洲,再通过他们把资产转移到海外。这就是中国大陆俗称的裸官。经过一段时间的转移,他们把钱转为合法资产,比如房产、股票和银行账户。希尔说。

据悉,虽然是中澳联手追逃,但是行动的具体执行者是澳洲警方。对此,澳洲司法部官员解释称,这是由于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澳中两国不太可能一起在澳洲本土采取联合行动。

而这次行动也并非如部分媒体宣称的,是中澳两国首次联合追逃。早在五年前,澳大利亚联邦检察官就控告了逃亡在澳的前广东南海市置业公司的经理李继祥。

李继祥的罪名包括两项非法所得罪和七项洗钱罪。澳洲联邦检察官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997到2003年间,李继祥伙同同伙以建造廉租房的名义骗取金融机构8200万元人民币贷款,并将其中3000万元人民币以各种形式汇到香港,后来,他又将280万澳元分成七次汇到澳大利亚。

罪行败露后,李继祥于2003年逃亡澳大利亚。最终在2007年被澳大利亚警方逮捕。根据澳大利亚刑法和非法所得法,李在2011年9月14日被判处14年监禁,并在9年内不能保释。

Martin Daubney法官称,宣判时李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没有一丝悔改的意思。他欺骗了公众机构,非法转移现金。你把钱带入澳洲的行为,不论是以什么标准来看都是反社会行为。

在2011年这次追缴行动中,澳大利亚政府按照非法所得法的公平分摊条款(equitable sharing provision),给中国政府退还了416万澳元,价值3000余万人民币。

哪些贪官位列在优先追缉名单之上,是两国媒体都急切想获悉的。不过眼下正值行动期间,两国警方都非常敏感,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

近期大陆坊间热传的包括原国家电网总经理、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和前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童言白在内的潜逃澳洲的贪官名单,其实是源自大陆《财经》杂志2013年一篇名为《中国裸官报告》的报道,该报道梳理了59名落马裸官的材料。公开资料显示,蓝甫、高严和童言白分别于1999年、2002年和2004年逃往澳大利亚。

来自澳洲警方另一消息来源则称,希尔警官提到的优先追缴名单,是中国公安部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从一份少于100人的名单中筛选出来的。

澳重启重大投资签证审查

虽然澳洲警方不能透露行动细节,但是澳大利亚联邦贸易和投资部长安德鲁·卢布告诉《凤凰周刊》,政府正在重新审查因大陆外逃贪官新闻而被推到风口浪尖的500万澳元重大投资签证和1500万澳元高端签证的审批过程。

据统计,澳洲政府自2012年11月24日推出500万澳元重大投资签证以来,94%的申请者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其中大陆占91%。中国大陆的申请人也是获得澳洲永久身份最多的,占到88%。早已有众多媒体和民间组织机构质疑澳洲政府的投资签证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中国贪官跑路的绿色通道。

卢布部长表示:为了让贪官浮出水面,澳中合作不会只局限于警方。澳大利亚移民部也会和中国执法机构合作,对每一个申请人都进行强制的品格和安全审查。一旦发现有申请人的资产是来历不明的,我们会把申请资料交给当地的执法机构。

对此,曾应邀赴中纪委参观的悉尼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Kerry Brown告诉《凤凰周刊》,澳中两国的合作是值得肯定的。没有任何的国家愿意成为中国贪官逃跑的天堂,大家应该合力阻止他们。

近年来,一些大陆媒体在报道海外追逃受阻时,宣称部分国家拒绝与中国合作的原因之一,是乐于见到中国贪官带着大量热钱投入该国市场。

实际上,至少在澳大利亚,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并没有人愿意让澳洲成为中国贪官的逃亡天堂。特别是很多受近年来高房价困扰的民众,更是不希望中国贪腐官员的黑钱进入澳洲,澳洲舆论经常对大量来自中国的热钱流入当地房产市场表示反感。

澳大利亚前移民部长Amanda Vanstone告诉《凤凰周刊》,反腐是关于所有人的利益,如果中国政府在澳洲的法律框架之内寻求澳洲的帮助,澳洲政府应该尽可能地给予援手。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澳洲高级外交官说,他曾经警告过澳洲政府,如果大量中国贪官跑到澳洲,将会给两国关系埋下隐患。一旦中国政府开始向堪培拉追缴赃款或者要求引渡贪官,会给澳洲政府造成很大困扰。因为澳洲政府将要平衡外交利益和保护自己公民或者永久居民的权利。他说。他举了赖昌星例子,说他的引渡案困扰了中加关系长达十年。

在澳贪官的隐蔽生活圈

抛开追逃行动,外逃贪官和他们的家人生计如何,一直是大陆公众的兴趣点之一。

至今未有任何机构统计和公布在澳逃亡的贪官或者裸官规模,所以人们无法获知这个群体的准确人数,以及分布在什么地方。但是根据澳洲官方数据,澳洲2300万人口中有近100万华人,所以,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消失在澳洲各地庞大的华人社区中。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一些贪官热衷藏匿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贪官一条街或腐败子女村,难免让人误解他们自由高调地群居在豪华社区,生活奢靡。实际上,至少在澳大利亚,裸官或者贪官的配偶和子女们,都是非常低调的。

《澳洲金融观察》最近披露了前铁道部落马高官苏顺虎之子苏冠林在澳洲生活的细节,掀开了贪官子女在海外逃匿神秘面纱的一角。

据媒体和法庭资料显示,苏冠林今年31岁,他的太太29岁。夫妻二人的身份一个是外贸公司的职员,另外一个是会计。

不过,他们有着与年龄和收入不相称的豪华住宅。2013年4月,两人在悉尼著名富人区Killara以135万澳元的价格买下一栋房子。虽然这栋房子看起来比较普通,但是两人已经申请当地政府推倒重建一栋二层五个睡房的豪宅。当新宅建成,房子的市值最少价值200万澳元。

这栋百万新房并不是二人唯一财产。2010年,苏冠林当时25岁的太太曾在悉尼另一价格不菲的地段Breakfast Point买下一处价值220万澳元的房产。7个月后,苏冠林又在悉尼的Wolli Creek买下一所40万澳元的公寓。根据中国法庭的资料显示,二人购买房产期间,就是苏顺虎接受200万澳元贿赂的时间。二人在Breakfast Point买房前3个月,苏冠林收到16笔汇款,共计120万。

当澳洲媒体问苏冠林夫妇担不担心在他们名下的财产被没收,苏冠林的太太说房产都是在他们的名下,和苏顺虎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不担心。

苏顺虎如何把不义之财转到澳洲是一个典型的裸官模式。送子女去海外留学,然后以不同名义把钱从各种渠道寄去海外。钱到海外之后,再被转换为房产或者其他资产。

很多澳洲华人律师、移民中介、会计师对这样的事情心照不宣,也不会过多地过问钱的来源。

据澳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透露,中国裸官的配偶和子女在澳洲活动非常隐秘。他们一般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不愿意和圈子外面的人接触。圈子里的人及配偶在大陆时的级别和官位差不多。

他们(裸官和家属)有很多的钱要转移,也想尽快拿到澳洲的身份,这位老板说。他们在咨询移民政策和财产转移的时候非常小心,不愿透露太多关于中国国内的信息。如果多问几个问题,就会引起他们的警惕。

在这位华人老板眼中,裸官的配偶、子女和商人的家属非常不同。移民的商人和家属毫不避讳地谈论他们在国内的生意、以及他们要向官员行贿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澳洲四大银行的一位华人客户经理则告诉记者,他的一个据说有军方背景的中国客户,曾用私人飞机把大量现金带入澳大利亚。而2013年澳大利亚维州法院的文件也显示,有中国商人用私人飞机一次性把80万澳元带入澳洲,并存在中国某银行在墨尔本的分行。

至于外界盛传位于此次中澳联合追逃优先名单上的高严,根据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资料,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在1997年至1999年期间,于悉尼注册了两家房地产开发公司——Jutan Development和Yutan Property,开发在悉尼黄金地段Neutral Bay的一片价值180万澳元的土地。当高严在2002年接受调查的时候,高新元把该地块以300万的价格卖给了华人商人Lucy Gong。

追缴贪官非法财产易,追缴已转移他人的财产难

实际上,中国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展开海外追贪的瓶颈,首先仍是法律上的差异。比如如何引渡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潜逃官员;如何让外国法院认可中国法庭的审判决定;以及怎么让国外执法机构和中纪委这样的非司法机构合作等。

澳洲著名刑法和反洗钱专家Hugh McDernmot告诉《凤凰周刊》,相比之下,追缴财物比引渡贪官要容易些。追缴非法所得的财产是根据民事法则,而引渡贪腐官员则是依据刑法。在澳大利亚的法律框架下,民事诉讼标准要比刑事的低不少。比如说,要追缴非法所得的钱和财物,检方要提供的证据达到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即可,而刑事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如果中国警方可以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澳洲联邦警察也认为他们有合理的怀疑认为钱或者财产来源不明,这对澳洲民事法庭来说,是一件比较简单的案子。 McDermott对《凤凰周刊》说。

但是,如果贪腐官员把资产转到子女、配偶、情人或者公司、信托的名下,追缴的困难就会大大提高。因为澳洲警察要证明非法所得的资产和贪腐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跨国之间的资产追踪,可能将面临不少法律的障碍,比如银行对客户资料的保密责任。

另外,根据澳洲法律,追缴来的不义之财如何和中国分账也是一个问题。由于跨国调查通常费时又费力,所以根据澳洲《非法所得法》公平分享条约,澳洲法院有权对赃款如何分配作出裁决。

以李继祥案为例,皇家检查官Tim Carmody SC,也是现任昆士兰最高法院大法官曾透露,由于洗钱案件比较难发现,同时也不容易被起诉,李案的调查人员曾到三个国家和地区调查取证,起诉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虽然政府分赃在部分大陆民众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却是很多国家通行的协定。McDermott称,政府之间协议如何分配不义之财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即使是在澳洲国内,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也有相关的协议规定如何分配,因为澳洲政府最少也要弥补自己警力和法院的开销。

如果追赃之外,大陆政府还想把贪腐官员带回国内接受审判,那么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阻力,尤其是当这位贪腐官员已经加入外籍的时候。

在澳洲律师和法律专家看来,联邦政府通常会非常谨慎地处理其他国家引渡的要求,中国方面需要提出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且一定要通过澳洲的司法程序,最少要花几年的时间。

中国的死刑制度也是一个绊脚石。在中国,重大经济犯罪有可能面临死刑。然而已经废除死刑制度的澳大利亚,政府和法院非常不愿意把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引渡回中国面对可能的死刑判决。

如果中国的死刑制度是个大问题,那么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体系的怀疑则是另一个鸿沟。刚刚获邀从中纪委参观回来的Kerry Brown对《凤凰周刊》表示,如果澳洲政府和中纪委合作的话,这样的合作关系是比较奇怪的。因为中纪委是一个政党的机构,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执法机构。

贪官外逃

【延伸阅读】揭秘罪犯外逃案例:跑路前得到近1.5亿元贷款

12月1日,是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的到期日。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16日介绍,中国已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和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据徐宏披露,今年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出面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谈判、履约和相关工作。其中特别提到,习近平主席近日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澳方表示将加快批准澳中引渡条约。华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仅仅这个月,习近平在出席APEC北京会议、G20布里斯班峰会以及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斐济期间,至少7次谈到国际反腐败合作、海外追逃追赃。反腐学者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就此问题如此密集的表态非常罕见。

A 有多少外逃疑犯落网?

今年以来,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后,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将打击外逃贪官提上新高度,一场遍布全球的海外追逃行动随之启动。

7月22日,公安部部署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决定集中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截至11月27日,全国共有329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和劝返。其中,辽宁省已经抓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7名,还有5人回国投案自首;广东从16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42名;浙江抓获30名。

B 外逃贪官有多少?

中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目前没有官方权威数据。从官方和学术机构发布情况看来,外逃贪官数量呈现不断增加态势。尽管现阶段各版本给出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外逃贪官数量介于4000到18000人之间。

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中给出的数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此后,媒体大多引用此数据。然而,该数据六年后突然被否定,直到2011年却又再度被大量引用。

2008年6月,央行在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曾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这是官方首次给出的外逃贪官被抓获的数据。

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做出预警性判断,认为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还将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机会增大。

哪些人最容易出现外逃

C 外逃贪官涉及哪些领域?

在外逃贪腐官员中,央行发布的报告建议加强对重点地区、敏感行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其中,特别提到的敏感行业包括金融业、垄断性国有企业、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税收、贸易、投资部门等。

据媒体梳理报道,从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还有19人为国企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21名外逃政府官员中,多数是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手。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等。19名国企负责人中,比较著名的外逃者均为一把手,如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等。11名金融机构外逃人员中,比较著名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此外,银行机构中出纳、会计等基层人员外逃的就有4人。

D 外逃贪官爱去哪些地方?

据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说,西方发达国家系中国罪犯外逃主要方向之一。另据《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报道,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三个藏匿地,这些国家甚至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有分析称,这三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此外,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据《中国日报》援引《中国说有150多名经济逃犯在美国逍遥法外》一文的报道称,目前有150多名中国经济逃犯正在美国逍遥法外,其中许多是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

另一个贪官多选的目的国是加拿大。《华尔街日报》称,很多中国人将加拿大视作贪官乐园,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中国人喜欢把财产存放在加拿大,有时甚至带着一箱箱的现金来到加拿大。不过,美国彭博新闻社认为,不少贪官其实是能去哪就去哪,有时会选择一些冷门国家或地区。

外逃目的地国家有哪些

E 海外追逃的形式有哪些?

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那么,这些外逃贪官一般通过哪些方式被追逃?

引渡: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两国共同认定的犯罪行为如洗钱罪、贪污受贿罪等即可引渡。截至今年11月,中国已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其中29项已生效;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其中46项已生效。据公安部今年7月的通报,自2008年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将经济犯罪嫌疑人730余人引渡回国。

遣返:主要表现为逃犯隐藏的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和秩序,依据遣返国的移民法单方面作出的决定。移民法遣返是在无引渡合作关系情况下实现对逃犯遣返的有效手段之一。例如:2011年7月23日,经过13年的谈判后,出逃加拿大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被成功遣返。

劝返:这是最高检在追逃实践中创新出来的追逃模式。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感召力,对外逃人员开展攻心战,说服他们自愿回国投案。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检察机关从境外追捕归案16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其中12人系经劝返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异地追诉:是指由我国主管机关,向逃犯躲藏地国家的司法机关提供该逃犯触犯该外国法律的犯罪证据,由该外国司法机关依据本国法律对其实行缉捕和追诉。 华商报记者王利民整理

部分外逃案例

跑路前得到近1.5亿贷款

人物:浙江百舸进出口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俞优静。

情况:今年2月19日,因涉嫌合同诈骗,俞优静在广州离境出逃,经迪拜逃往非洲。有媒体称,美女老板俞优静在跑路前,已前后从四大国有银行及浦发银行得到了近1.5亿元的贷款

被抓:今年6月4日,公安部对其发布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6月30日,浙江永康警方发现俞优静在乌干达活动的线索信息后,立即组成境外紧急抓捕组,赶赴乌干达执行抓捕任务。7月2日凌晨2时许,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成功将俞优静缉拿归案。据介绍,永康警方在追捕跑路的美女老板俞优静过程中,追捕组出国3天3夜,途经3个国家6个机场。

官员外逃的六宗罪

携带900多万赃款潜逃 逃亡10年回国时只剩1万

人物:太原市新型建筑结构公司原法人代表朱玉杰与公司原总经理孔彬。

情况:2003年到2004年间,朱玉杰伙同银行工作人员,采用私刻、调换他人银行预留印鉴章的手段,先后将山西多家单位在建设银行的1.5亿元存款窃取挪用,2004年7月1日,涉嫌金融票据诈骗犯罪的朱玉杰与公司原总经理孔彬一同外逃。

孔彬和朱玉杰出逃时携带900多万赃款,先后买了新加坡、泰国、塞舌尔、南非等十多个国家的护照,从亚洲逃到非洲,然后再从非洲逃回了亚洲。案发前,朱玉杰还在境外银行存了二三百万元人民币。10年间,这些钱几近被他们挥霍一空,回国时只剩下一万多元。

自首:今年7月22日,朱玉杰从网上看到国内警方开展猎狐行动的消息,于是,他感觉到自己的逃亡路走到尽头。经过规劝,朱玉杰与孔彬决定向国内警方投案自首。

以需住院治疗为由请假 潜逃国外

人物:广州市花都区政协原主席王雁威。

情况:去年6月,王雁威以身体不适,需住院治疗为由请假,之后不知所终。去年8月,广州市纪委证实,王雁威在任花都区花东镇党委书记及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区政协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巨额贿赂,并按程序免去其职务,鉴于王雁威涉嫌构成犯罪,其案件已移交司法机关。有消息指,王雁威目前已出逃国外。

追逃:今年10月20日,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表示,广州市纪委已协助司法机关对王雁威采取了追逃的措施。

以休假名义赴美国旅游 至今联系不上

人物:广州市花都区畜牧局原局长刘荣福。

情况:刘荣福失联发生在2010年,当时花都区委宣传部报称,刘荣福以休假名义赴美国旅游,至今联系不上,因其不能正常履行局长职责,已被免去局长职务。据悉,赴美期间刘荣福曾以在休假旅游期间遭遇交通意外造成骨折为由,委托其单位再次向区政府分管领导请休病假1个月。至于刘荣福是否真的遭遇交通意外,为何一直还不归国,花都区并无透露。

追逃:今年10月20日,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表示,广州市纪委协助司法机关对刘荣福采取追逃的措施。 华商报记者王利民整理

外逃者都涉嫌哪些罪名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接受华商报采访时表示:

外逃贪官要追更要防

针对《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的追逃情况,以及追逃中面临的问题等,华商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进行解读。

华商报:如何看待目前的追逃情况?

庄德水:从现有报道来看,经济犯罪人员回国自首的挺多,这是猎狐行动的主要成果,但是贪官自首还是少。抓捕外逃贪官的主要障碍,还是国际反腐合作的程度不够,对外逃贪官缺乏有效的追逃机制。目前包括我国和各国签署的一些反腐协议,完善的主要是事后追逃追赃的补救机制。

华商报:应该如何建立追逃法律网络?

庄德水:中国需要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一方面我们需要依靠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反腐支持,所以我们要和这些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的全面引渡条例、资产返还协定,以及执法合作网络。签订正式的协定,用国际法的力量让双方反腐机制能够国际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有腐败犯罪,包括跨国公司的贿赂行为,中国也需要参与并为其他国家的反腐提供帮助。追逃追赃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和其他国家突破反腐工作的制度壁垒和法律限制,能够以更加公平、平等、开放的侦查能力看待国际合作。

华商报:贪官外逃该如何预防?

庄德水:贪官外逃之前,一定会提前布局,包括资产转移、家属移民出国等,预防还不如预警。因此我们要建立贪官外逃的预警机制。这应该由我国公安、司法、海关、银行等部门形成一个合作网络,共享相关信息。这就需要我们突破现有反腐机制的限制,以中纪委为主要领导,结合其他各部门的力量,共同建立一个预防贪官外逃的国内反腐合作网络。以这个网络为基础,能够把相关官员的信息,包括个人信息、亲属信息、工作信息、出国出境信息、资产使用信息等录入到大数据库中去,进行实时的监控和分析,提早预警。这从技术角度来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外逃前做了哪些准备

(2014-12-01 06: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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